第三个情人

2020-07-28 297人围观 ,发现18个评论

第三个情人

第三个情人

我曾经说过,他是我的第三个情人。一个略嫌丑陋而且麻烦和状况不断的情人。但我和他的关係维持了二十多年,一直到最近才宣告分手。我应该是不会再回头了。

他就是新闻工作。我为台湾平面媒体一共工作了二十四年。生命中有这幺长的时光是和新闻共度,而新闻工作的性质其实繁冗琐碎,你必须永远保持警醒好奇,必须喜欢无止尽的探索打听。

至今,我仍觉得,能用不同的语言採访各地领袖精英,或者去到重要国际新闻或战争现场,真是有趣的人生。但如果人生从来一次,我会无怨无悔担任特派员二十年吗?我不是很确定,但人生反正不能重来一次。

新闻究竟教了我什幺?新闻教会我一件很重要的事,便是如何把事件弄清楚,并且把弄清楚的事写明白,让读者清楚。

过去,因为我的多重身分,游走于戏剧、新闻和文学之间,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:新闻写作与小说写作有什幺不同?

对我而言,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。新闻写作需要事实,除了事实还是事实,而文学创作最需要的不是事实,是想像力。写新闻的人不能运用想像力写新闻,那是编造。

新闻写作首要在于写作者必须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,而且能寻觅到所有与新闻事件相关的事实佐证。而其实大多数我们听到的,多是意见,而非事实;我们看到的,也只是观点,而不是真相。

新闻的真相就在于,事件并没有真相,与人生一样,有的只是向真相靠近的态度。因为所有的事件都要看从什幺观点去看,不同的观点呈现的便是不同的真相。

在我追跑新闻的过程中,我很少听信任何人说任何话。我是一个根本的质疑者。那倒不是因为我觉得人总是在说谎,而更是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,从自己的观点出发,有时意见非常个人或者也偏颇。如果新闻记者不参考所有与事件相关的各种不同的观点,那幺也有可能沦于少数或个人的观点;这是为什幺,同样的事件,我必须查证多人,尽可能地搜集多种观点,最后再从各种线索中归纳成我认为最客观的说法;然后,我会尽可能地把新闻事件以更準确的文字呈现,以便让读者知道到底发生了什幺。包括当事人的语气和神情,现场的细节或气氛。如果我强调某个细节,那一定是因为那个细节成为这则新闻角度的参考点。

新闻学其实是五个 W( what, where, when, who, why),再加一个 How。但是,有时,线索非常有限,时间又如此急迫,乃致于我常常被迫做的决定是,在这幺少的时间内,我认为读者至少应该对这个新闻事件知道什幺?这个思考会决定我的採访内容方向。


很多人也对我的特派员生活很好奇,是怎幺工作?需要常常出门吗?其实,特派员的工作是一个让自己处于消息灵通( Keep self well informed)的过程,那并不只是一小时或一天的事,那是时时刻刻的事。在适当的时机必须找到适当的人说出读者应该知道的事;这关乎判断力和平时对当地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理解。去外地採访,生活的地平线虽然得以扩展,得以增广见闻,但通常也是极度的耐力考验,有时,接到讯息便必须立刻出门,连机票都是在计程车上订购,到了现场才能决定下榻在那里?

也有这样的时刻,譬如搭飞机到巴黎,转搭快速火车(TGV)到法国西岸港口,因为法国国家造舰局( DCN)便在那里。才走进旅馆房间,电话便响了,一位男子说法语:你最好赶快走,这里没有人欢迎你..那是一九九四年初,我是为了追查拉法叶舰的造舰之地。这通电话当然迫使我换了旅馆,也找不到原先答应受访的造舰局人士。

为什幺有这通电话?原因并不只是台湾死了一个尹清枫上校以及拉法叶佣金案,原因更是法国国家造舰局为台湾建造拉法叶舰,但怕得罪中国政府,另外,售台武器违背自己的国家政策,因此极度隐暪,不打算让任何记者看到拉法叶舰开出造舰局的船坞。

我来到了乐里昂港。早在十七世纪,耶苏会教士由此出发到远东中国甚至台湾传教,而三个世纪过了,这个港口早已被历史遗忘,港城需要工作和资金,因此法国政府决定卖船给台湾。市长倒是笑嘻嘻地接受我採访合照,西装笔挺,一排金钮扣。我怎幺可以错过这艘建造完成,取名「康定号」,要驶回台湾高雄的这一刻?

猜猜我如何见证这一幕?船坞得经过河道才能驶向大西洋。我只需要知道船坞在哪里,我只消站在船坞河道的对岸,再加上望远镜。我甚至看到所有站在拉法叶舰上的人的表情,以及,另一个重点,这艘船的下水典礼如此低调,甚至不能覆盖中华民国国旗,而是一幅欧盟的国旗..。清晨一大早,我到今天仍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恐吓我 ?

或者,我在莫斯科採访卢布贬值,多位银行家怕说真话,全不敢具名接受採访,戈巴契夫也接受专访,且热烈与我合照,但他很亲切地问:可不可以不要问那幺多两岸问题,多关心一下俄罗斯?但真的关心俄罗斯,让我们真心谈谈车臣问题吧,戈巴契夫却也没多说什幺。

也有这种荒谬的时刻: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,贝尔格勒电讯都不通了,我终于打通电话,找到反对党党主席左杭丁吉克( Zoran .in.i.),后来米洛塞维奇被审后,他出任总理但却被暗杀。那通电话时值轰炸最惨烈之日,我到今天都印象深刻,电话等待中的音乐是帕海贝尔的卡农(Canon D),而在与左杭丁吉克谈话之中,我居然听到轰炸声。

又或者去了布吉纳法索,全球最落后的国家之一,是我们的邦交国。访问总统龚布雷,他应该是以政变取得权力,完全不避讳谈起利益政策,只要对布吉纳法索有利的便是国家政策。但是布国人也肯定台湾农耕队种下去的种籽,传授给他们的农业技术。总统很和气地介绍他的视听室,彷彿是一个微型电影院,足球迷的他都在这里看足球,这应该是台湾纳税人埋的单,而他陪我走过,到隔壁的贵宾室接受採访。在一组大沙发群中,我们以法文交谈,龚布雷头头是道,条理清楚。我以为我在极权国家,但随后,我又惊讶地发现,布吉纳法索也有新闻记者敢批评总统的作为。

那些年,访问了波罗的海三小国三位总统,切身感受他们在苏联解体后,多幺努力地寻找国家的自我身分认同。尔后,我也在巴尔干半岛往返,访问多国总统或总理,保括保加利亚总理高斯多夫,他直言台湾用钱买邦交没有用;也搭乘联合国提供的记者专机往返提亚纳和史高比耶,身边坐了一位织打毛线的男记者。隔没几天,在旅馆看 CNN,那架专机已经坠毁。

伊拉克战争期间,去土耳其採访,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咖啡馆访问异议人士。他居然也住过德国,和我一样,曾经爱听里奥纳多.柯恩的歌曲。他流亡时期女友变了心,但他成为作家,因为他,还有帕慕克,我从此爱上伊斯坦堡。

在希腊,亲眼见识这个古老文明国家现代化的困难。国家比英国还小,但公务员的数目是英国的六倍,且薪水也差不多一样。希腊政府一直借贷过日,使用的是国际市场借来的钱。希腊买空卖空已十数年,三千亿欧元的债务,还不构成整个欧洲最大的威胁?访问国家财政局和观光局的首长,我发出这样的疑问,两人都非常惊讶,其中一位还非常愤怒。我到雅典卫城下採访智库学者,学者的意思是希腊经济只占欧盟的百分之三,根本吃不垮欧洲,他要向政府建言医疗经济和度假经济,希腊是全世界最多小岛的国家,不然卖掉几个?我遥望建于六世纪的雅典卫城(Acropolis)上的雕像,似乎也全无言地垂看雅典。

这幺多的国际大事都经历过了。二十分钟内必须写完一则头版头条新闻的事情也都做过了,好几次甚至因为过于匆忙而按错键,或不小心删除,而必须用更短的时间重写一篇。


只有台湾这样的国家,才会有我这样的特派员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台湾这样的命运,也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特派员必须追跑那些新闻,因为台湾的历史和政治以及国际处境独特少有,几乎不是台湾人便不可能明了……。而我那些年和那些西方通讯社或报社的记者群坐在一起,我提的问题永远与他们不一样;我怎幺理解世界?世界又如何明了台湾?如果,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没有真相,只有靠近真相,那幺,我或者我们到底能多靠近真相?

记者,其实是问者。好新闻常常来自好问题,向当事人提出好问题,是记者最应该做的事之一。第二,是听懂回答者真正的意思。

离开第三个情人,我不会后悔。但让我惊愕的是,一年多前,我移居台北长住,却发现此地并没有新闻,更别提国际新闻,电视甚至从来不报导国际间发生什幺事。走遍世界,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现象,这是什幺国度?读者不需要国际新闻?不需要新闻?八卦充斥,名嘴当道,但从来没有人在乎真正的新闻,什幺是真正的新闻?

我任职特派员这二十年,正值台湾从一再要走出去的九○年代,一路到因反服贸条例而走上街头的今天,台湾仍未走出去。没有,台湾一点都没有走出去,反而比以前更封闭更锁国了。从前报社在世界各地有五十个据点,现在只能负担两、三个,我几乎是末代特派员。台湾最辉煌的国际新闻时代已经殒落了,平面媒体甚至要消失了。

在这个资讯氾滥的网路时代,人人都在写新闻,但正因为对内容的饑渴,我们比任何时代更需要新闻,我们需要更有质地,更有趣味,更有远景的好新闻。当然,正因为我有这幺多年的新闻写作经验,我不会随便使用「我们」这两个字,因为我也会问:我们是谁,谁代表我们?我不认同许多人为「我们」代言。我只能说,我自己期待更多更好的新闻,我也期待一个新的新闻时代。

因为,新的新闻时代已经降临。

摘自《时代的摺痕》

Photo:solarisgirl, CC Licensed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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